原创 陈卓 观察者网底线思维 上海
陈卓 复旦大学国关学院博士生，南亚问题研究小组成员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应邀访问印度并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双方围绕边境问题展开沟通并释放积极信号，印度媒体乐观预期相关领域或迎来“早收成”。
然而，会谈后中印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表述却成为舆论焦点：
根据中方通报，印方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有印度官员很快澄清称立场没有变化，并强调将继续推进同台湾地区的经济、科技、文化合作。
印方前后不一的表述，不仅削弱了本轮中印外交接触的积极氛围，也揭示出印度在涉台问题上的真实操作逻辑：在话语上制造模糊空间，在实践中尽可能拓展对台合作。
图为印度外长苏杰生
一、利益驱动下的对台合作
在官方话语层面，印方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表态反复、模糊，既通过模棱两可的措辞回避明确承诺，又在实务上尽可能推进与台湾地区的经贸和安全合作，形成话语与实践脱节的局面。
从经贸层面看，2023-2024财年印度与台湾地区的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相比前一财年显着上升；贸易结构以电子零部件、机电设备与资讯通信相关产物为主。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对印直接投资在2024年持续增长，已有约200家台企投资45亿美元，在印创造17万个岗位，台商在印产业布局的存在感日益突出。
印度深知，若要推动“印度制造”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必须借助台企在电子产业的技术和经验。以半导体合作为例，印度政府2024年2月批准塔塔电子与台湾力积电（笔厂惭颁）在古吉拉特邦多雷拉（顿丑辞濒别谤补）建设12英寸晶圆厂，这被视为“印度制造”的关键里程碑之一。与此同时，富士康、和硕等台企在南印的扩产，使印度该财年颈笔丑辞苍别出口额达到120亿美元，占手机出口总额近四分之叁。印度高层口中的“战略自主”，在这一现实面前更像是一种建立在外部力量支撑上的被动依赖。
富士康位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工厂 资料图：彭博社
劳工议题则成为双方合作的新领域。2024年双方签署劳务合作备忘录（惭辞鲍），首批约5000名印度劳工或赴台就业。此举既能帮助台湾缓解制造业“缺工”困境，也让印度在劳务输出中获得汇款和利益绑定效应。即便协议在印度国内引发抗议，印度仍推动落实，显示其对台湾已从边缘议题转向必须维系的筹码。表面上这是“就业出口”，实则折射出印度在国际产业承接与劳动力吸纳能力上的局限。
在经贸与劳工合作不断拓展的同时，印度与台湾地区的安全与战略层面的互动也悄然升温。
2023年起，包括退役高级将领在内的安全政策圈交流日渐活跃。2024年，印度联合服役研究所（鲍厂滨）与台湾防务部门下属“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滨狈顿厂搁）在新德里举行台海兵棋推演与对话，重点探讨冲突外溢风险与联通安全等问题。这类互动虽未跨越正式外交红线，却已呈现出“准官方化”的安全氛围。
部分印度资深外交与安全人士甚至已公开主张，台海局势外溢影响将直接关系印度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安全。如印外长苏杰生之子德鲁瓦（Dhruva Jaishankar）直接宣称，“台湾的回归将大幅增加亚洲单极化的可能性，而印度绝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台湾的未来对印度至关重要。”可以看到，在印度战略界眼中，台海问题已从“遥远话题”，转变为可能直接影响本国安全环境的现实因素。
综上，经贸、劳工、安全层面的同步推进，使双方互动早已超出“文化交流”的范畴。本轮中印外交接触后，印方对于台湾问题表态的前后差异，本质上正是印度在口头上保持谨慎、行动上却不断突破底线的写照。
印外长苏杰生之子德鲁瓦
二、印度的两面话术
表态上不作新的明确承诺，实践上不断拓展与台湾地区的交往，印度的这一策略并非偶发，而是近年来有据可查的趋势。
近年印方在对外文本中通常不主动重复一个中国原则，被问及时多以“立场一贯”“众所周知”回应。比如2022年8月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长南希·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后，印方公开表示“无需反复重申我们的一贯政策”。这种模糊态度在国际舆论场中也有迹可循，当国际媒体聚焦印度与台湾地区合作进展时，印度官方发言人往往选择避重就轻，用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应对，既不否认与台湾地区日益密切的往来，也不明确表态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试图“灵活”地在灰色地带游走。
印度在其国内舆论宣传上也下足功夫。一些印度主流媒体在报道涉台议题时，采用春秋笔法，将印度对一个中国原则的遵循诠释为“受中国压力被迫表态”，而对与台湾地区的往来则大肆渲染，塑造出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的形象，误导国内民众，为其模糊策略提供舆论土壤。
可以看到，印度这种策略并非临时权宜，而是与具体的经贸与外交操作紧密配套、经过精心设计的算计。
首先，产业收益可见可测。颈笔丑辞苍别出口额攀升、台企投资扩张、劳工协议落地，都能转化为税收和就业，为“印度制造”提供实绩支撑。印度部分邦政府在吸引台商投资时，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从土地使用到税收减免，一应俱全，而这些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刻意淡化其可能引发的政治争议，只强调经济利益。
其次，外交杠杆随时可用。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背景下，台湾地区的地位至关重要。在台湾问题上搞擦边行为，既能为印度在对美日合作上加分，也能在对华博弈中充当“筹码”。
最后，政治风险相对可控。只要不跨越“官方承认”和“军事结盟”的红线，合作便可嵌入产业与地方政策框架，以务实叙事掩盖政治敏感性。
叁、中印边境与台湾问题的相互牵动
印度的涉台话术并不止于“灰色地带”的操作，而是逐渐与中印边境问题相互嵌套。在印度看来，中国在中印边境地区对印度施加直接压力，而台湾问题则被视为可提供“间接回手”的抓手。于是，随着近些年中印关系紧张，台湾问题在印度眼中日益成为一种“平衡器”，用以对冲中国压力、争取战略主动。
这一思路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10年。当时中方派发“另纸签证”（stapled visa）事件引发印方不满，导致印度在中印联合声明中首次未重申一个中国原则，这开启了其在相关文本表达上的策略性淡化。这一逻辑后来逐渐嵌入其对台政策思考——视台湾问题为回应中国边境施压、增强战略灵活性的“间接杠杆”。
2020年加勒万谷冲突之后，这一逻辑被进一步强化。边境冲突让印度深切认识到与中国直接对抗的代价过高，无论是军力损耗还是资本撤出，都会严重冲击印度工业化发展进程。因此，维持边境局势相对稳定成为印度当前首要目标。但与此同时，台湾问题被塑造成一条可灵活操作的“战线”。通过与台企合作补足产业短板，通过政治和军事互动形成对华牵制。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翱搁贵）2025年6月发布长达80多页的所谓“印台关系报告”就提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之后，注意力势必回到中印边境，因此台海局势与中印边境安全局势“并非割裂事件”。
但问题在于，印度的所谓“中印边境-台湾联动”设想建立在一个根本误判之上。印度以为可以在边境维持缓和的同时，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加码，仿佛“两线分开、互不干扰”。然而，对中国而言，中印边境争议与台湾问题均牵涉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是高度敏感的国家利益。因而印度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战略底线的试探，也会对中印边境谈判造成负面溢出效应，进而压缩中印双方就边境问题的谈判空间。如果印度在台湾问题上继续频频做出小动作，那么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边境问题上对印的信任度也将随之下降。
四、结论
王毅外长访印期间的“台湾插曲”，折射出印度处理对华关系的矛盾之处——既希望缓解边境压力，为经济发展创造空间，又试图借台湾问题积累产业和外交“筹码”。其结果是，口头与行动的背离不断加深中方疑虑，削弱中印互信，使边境谈判难以真正脱离僵局。
更关键的是，印度战略界虽已意识到台海与中印边境风险的不可分割，却仍执迷于“议题切割”逻辑。而中国是不会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重大国际利益问题上做交易的。
印度以为自己在操盘两副牌，实际上却是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加压，一旦局势失控，最先受困的或许正是印度自身。
